晋康帝 司马岳
总评: 在位短促,无所作为,朝政仍由外戚庾氏把持,仅为过渡之君。
司马岳,生于公元322年,卒于公元344年。
公元342年即位,时年二十岁。
在位时间为公元342年至344年,共两年。
我是司马岳,晋明帝司马绍之子,晋成帝司马衍之弟。
在兄长登基之前,我只是王府中一个寻常皇子,一生所求,不过是安稳度日,远离朝堂纷争,远离权力漩涡。我自幼不喜权谋,不爱政事,喜好书法,沉醉笔墨,若能一生与书卷纸笔相伴,于我而言,便是最好的归宿。
我的兄长晋成帝,幼年登基,一生被外戚庾氏所制,勤勉节俭,宽厚待人,却始终未能亲掌大权。我从小便看在眼里,兄长坐在皇位上,看似至高无上,实则处处受制,一言一行皆身不由己。他终日忧闷,郁郁寡欢,虽为仁君,却活得无比压抑。我时常同情兄长,也暗自庆幸,自己并非太子,不必承受那般沉重与无奈。
我曾以为,皇位与我终生无关。
成帝兄长身体一向孱弱,长年积劳成疾,加之心中抑郁,病情一日重过一日。他膝下皇子年幼,而当时朝政,完全掌握在庾冰、庾翼手中。庾氏一族,为了长久把持权柄,不愿立年幼的皇子为帝——幼主在位,他们尚可继续掌权,可一旦幼主年长,便会收回权力。
他们需要的,是一个容易控制、性格温和、不会对庾氏造成威胁的皇帝。
而我,便是他们选中的人。
兄长弥留之际,在庾冰等人的极力劝说与施压下,最终下诏,立我为皇太弟,继承大统。
我得知消息时,没有半分欣喜,只有惶恐与不安。
我知道,这不是厚爱,不是信任,而是把我推到一个看似尊贵、实则如牢笼一般的位置上。我懂书法,懂笔墨,却不懂权谋,不懂治军,不懂如何与根深蒂固的门阀周旋。我不想做皇帝,可我没有拒绝的资格。
君命不可违,臣势不可抗。
咸康八年,兄长驾崩,我在庾氏与百官的拥戴下,登基为帝。
那一年,我二十岁。
登基大典之上,礼乐齐备,百官朝拜,可我心中一片冰凉。
我抬眼望去,殿中重臣,多为庾氏亲信;朝中政事,早己由庾冰、庾翼安排妥当。我这个皇帝,和当年的兄长一样,不过是一个摆设,一个象征,一个由庾氏操控的君主。
所谓君临天下,于我而言,不过是临朝听政,点头应允。
庾冰等人上奏政事,无论任免官员、出兵调度、赋税民生,他们皆己有定论。我只需端坐其上,说一声“准”,便是尽到皇帝之责。若我稍有疑问,稍有迟疑,他们便会以家国大局、先帝旧制、江山安稳为由,娓娓劝说,首至我同意为止。
我没有心腹,没有嫡系,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。
兄长在位时,尚且有心振作,有心为民,只是无力抗衡。而我,连那份雄心壮志都没有。我本就淡泊政事,无心与权臣相争,更无心打破如今的格局。我深知,以我的能力,以我的势力,若强行争权,只会重蹈当年战乱覆辙,让刚刚安稳不久的江东,再次陷入战火。
与其弄得身败名裂、江山动荡,不如安分守己,垂拱而治。
于是,我选择了沉默,选择了顺从。
朝中之事,一概交由庾冰处理;荆州军事,一概由庾翼掌控。
我不干涉,不质疑,不掣肘。
他们要做什么,便让他们去做。
我只在宫中,安心做我的皇帝,闲暇之时,挥毫泼墨,练字修身,不问窗外风雨。
世人都说,新君温和仁厚,无为而治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不是无为,是不能为,是不敢为,是不愿为。
庾翼素有大志,一心想要北伐建功,树立威望,巩固庾氏权势。他多次上奏,请求整军北伐,收复中原。朝中大臣,有人赞同,有人反对,争论不休。我心中明白,此时东晋国力未复,内部门阀林立,军心不一,贸然北伐,胜算极小。可庾翼手握重兵,心意己决,我无力阻止,只能准奏。
北伐之事,轰轰烈烈开始,却也草草收场。
庾翼整顿军队,部署粮草,尚未大举出兵,便因种种牵制,难以推进,最终不了了之。
此事过后,庾氏威望略有下降,可朝政大权,依旧牢牢握在他们手中。
我在位两年,没有颁布过惊天动地的政令,没有做出过扭转乾坤的决策,没有平定过叛乱,没有开拓过疆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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